⟪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在地實踐的法學釋義⟫
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自2014年制定生效至今，已近10年。該法將21世紀聯合國第一個人權公約 –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（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p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, CRPD，以下簡稱CRPD）予以內國法化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建立在社會模式的基礎上，認為「障礙」並非僅是個人身體功能、精神或智力之缺損，而是個人與周遭環境互動的結果。基於上述認知，該公約要求締約國應將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社會的理念，全面貫徹到身心障礙者各階段生命歷程與各種不同生活面向，使身心障礙者能夠享有與他人相同參與社會、人格自由發揮的權利，否則即有違公約之義務。由於CRPD第5條之平等原則直接建構在實質平等的概念上，締約國不僅不得歧視，且負有設置無障礙環境、提供可及性資訊與公共服務，以及提供合理調整之積極作為義務，如未履行均構成「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」。
而欲使障礙者享有與非障礙者全面參與社會之相同機會，締約國不能局限於過去救助、安置、隔離的作法，毋寧應以建構人權的平等行使條件為目標，重新配置國家資源、調整私人與國家以及私人與私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。在一般民主國家，這些積極作為通常需要透過行政與立法部門採取積極作為方能達成，司法部門相對來說角色較為消極。
不過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第1項規定：「身心障礙者受公約及其有關法規保障之權益遭受侵害、無法或難以實施者，得依法提起訴願、訴訟或其他救濟管道主張權利」，同法第10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各級政府應檢視法規與公約意旨是否相符，在完成法規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前，應優先適用公約之規定。上述規定為其他人權公約施行法所未見之條文，顯示立法者在身心障礙者平等享有權利方面，特別重視訴訟途徑此一路徑。障礙者權益團體亦積極運用上述條文，走進法院，主張自己的權利、挑戰既有法律見解，而陸陸續續亦見法院在裁判中積極適用公約，案例類型涵蓋刑法、民法以及不同的行政法各論領域，其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更是直接依據公約規定，作成有利於障礙者之裁判。在此正向發展下，仍有許多法律釋義問題值得深入探討，障礙者、律師與司法裁判又如何看待CRPD，為本學期所欲探討之主題。